檢察官吳巡龍上午前往最高法院前靜坐，抗議最高法院刑庭決議已經讓法官的天平傾斜，讓10年前的司法改革議題重回檯面檢視。

最高法院日前所作的決議，用白話說，就是認為被告不用自己去證明無罪，檢察官應負完全的舉證責任。最高法院刑庭總會決議的精神，主要是要回歸無罪推定原則，重新定位、釐清法庭活動的角色。而所謂的公平正義，在人權意識高漲的今日，是寧縱勿枉，但發現真實，到底是誰的責任，回歸我們的刑事訴訟體制，民眾要法官跳下來查案，有了預判心證，還是全由檢察官以證據去推翻原本是無罪的被告，然後將被告定罪。

包括吳巡龍乃至聲援的檢協會，他們憂心最高法院的決議，已讓法官淪為被告的辯護人，置被害人權益於不顧，成了「不公平的法院」，讓這場院審對立，成了被告人權與被害人人權的拉距戰。

事實上，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規定「法院為發現真實，得依職權調查據」。換言之，法官「有權」主動調查事實的真相，不限於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據，另「但書」規定，於「維護公平正義」或「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」的事項，法院「應」依職權調查，法官不可以不調查。

最高法院在作成決議時，最後還動用票決，認為基於速審法、兩公約對被告「無罪推定」的堅持，法院自無「接續」檢察官應盡的責任，而有義務依職權調查，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的規定，及無罪推定的原則相牴觸，無異回復糾問制度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的理念。

對吳巡龍檢察官的行為深表遺憾

檢察官是行使檢察權的國家官員，提出證據來證明被告犯罪，是檢察官應盡的責任，也是法律規定的義務。而在審判庭中檢察官與被告是對等的當事人，武器應平等，法官則是中立的裁判者，負責審酌檢察官提出的證據，如有罪的證據已經足夠，就依法定罪，證據不足時則應本於「無罪推定」原則，判決被告無罪，這是法治國原則的基本內涵。法院不能在檢察官舉證不足時，為檢察官補位，接續檢察官應盡的責任而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的證據，因為檢察官有指揮警調機關調查證據的公權力作後盾，相較於被告個人的孤立無援，在程序法上的武器顯不對等。為了讓被告不至於沒有防衛能力，有罪的人不至於被過度處罰，才有「無罪推定」、「檢察官負舉證責任」等規定，並對重罪嫌疑的被告，強制有律師或公設辯護人為被告辯護，這些規定的目的，無非在避免剝奪被告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，並保障人民受到公正合理的對待。

　　本院101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的重點是在闡明：檢察官必須提出證據來證明被告犯罪，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，基於公平法院原則，法官沒有接續檢察官應盡的責任而依職權調查不利被告證據的義務，所以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的「公平正義之維護」事項，依目的性限縮解釋，應以利益被告的事項為限。但案卷內如有形式上不利於被告的證據，而檢察官竟疏未聲請調查，法院審酌不調查可能會影響判決的結果時，可以告知「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」；且經由告訴人、被害人的委任律師閱卷權、在場權、陳述意見權等各項保障規定，來「強化檢察官的控訴功能」；至於法院，則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的各項直接、間接證據資料，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。顯見本院決議是在落實前開無罪推定原則、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的規定，符合兩公約保障人權的精神，不僅顧及被告的利益，也沒有減損被害人的權益，更無法院天平向被告傾斜的疑慮。

本院在憲政架構下，全體刑事庭法官本於確信的法律見解，依法作成上開決議，以統一法律見解，是職權的正當行使。部分檢察官未能體會決議的意旨，以及人權保障的時代潮流，對不同的法律見解，不依法定程序表達意見，反而擬訂「行動準則」，以1人靜坐，眾人間隔致意的脫法方式，進行抗議，形同教導民眾如何規避集會遊行法，本院至表遺憾。

再者，本院刑事案件之發回比率，在民國100年已降為18.67%，101年1至4月更只有15.96%。檢察官協會在連署聲明及新聞稿中，泛稱因本院動輒發回更審，致案件纏訟多年無法定讞云云，更與上開數據事實不符。

９９年高考三級法制「刑事訴訟法」試題

參考高點出版社「歐律師」解題內容，有這麼一段文字，茲節錄如下：

…….最高法院９１年第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指出其「澄清義務」的具體標準：「法院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，原則上指該證據具有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、調查之可能性，客觀上並確為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，亦即具有通稱之有調查必要性者屬之。」換言之，與待證事實俱備關聯性、必要性與可能性之證據，將是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證據。此實務見解並為學說所採。

準此，舉例1：對被告有利的證人；例2：對被告不利的物證。

呵呵…  今年考試若出現這一題…  考生可有得傷腦筋ㄌ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