焦點評論：應該裁撤特偵組（呂丁旺）

2006年，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在一片擾攘聲中踉蹌登台，卻也在起訴陳前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，到達人民期待的頂峰。數年後，人民又何以急切地要將之推落山崖，原因安在？

其實，台灣的檢察體制，並沒有特偵組存在的空間與必要。特偵組之設，形式上仿南韓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，實質上源於對美國特別檢察官制度的嚮往。但是，美國設置特別檢察官，主要在於美國聯邦檢察官為行政官，雖有不受限制的追訴裁量權，但沒有獨立的偵查階段，恆受總統及檢察總長（1870年成立司法部後兼為司法部長）得隨時使之去職的威脅，為偵辦總統及其僚屬的犯罪，乃設置特別檢察官，賦予獨立調查階段，剝奪總統的任免職權。
台灣的檢察官，繼受德、法、義及南歐諸國，檢察官為司法官，有獨立的偵查階段及職權行使，依法阻絕法務行政等的介入，任免事由繫諸絕對法律保留，使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論犯罪層級，均能無所瞻顧放膽偵辦。特偵組的存在尚乏空間，也無必要。

司法淪為行政治罪

而且，國家資源有限，不宜設立兩個職權及管轄地域一模一樣的機關，此在德國法稱之為「機關職務不兩立性」，在英美法則稱之為「禁止機關功能重疊原則」。特偵組得執行一、二、三審級檢察官之職權，功能重疊，加上無限延伸的概括條款，更混淆與各該審級的管轄界限，剝奪人民對於案件管轄的可預見性，損及人民受管轄權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。
檢察機關本應逐級設置並配置於法院，下級檢察機關執行職務苟有違法，上級檢察機關可對之監督糾正，乃大陸法系國家所信守的審級制度組織法理。於今，特偵組設在最高法院檢察署，卻無所選擇，依法只能站在第一線面對人民，一旦於個案中出現程序瑕疵，因無上級機關可資轉圜，只好被迫直接與人民對立，增加人民的怨懟，掏空檢察一體內控機制的同時，也丟失了人民對檢察體系的信賴。
特別是，特偵組所管轄者俱屬重大犯罪案件，合於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》所定之「列舉重罪原則」，一旦聲請通訊監察，地方法院法官僅能為形式審核，縱夾帶輕罪監聽亦未生疑，無異放棄「監聽的法官保留」，形成控訴者角色與裁判者角色的相互吞併，使客觀公正的司法淪為行政治罪，寧有是理？

徒增國家資源耗費

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erger v. United States (1935)一案中指稱，為了特定動機（reasons）而為追訴，是《憲法》所禁止的。特偵組的設置，正是因為有了特定案件，據以產生特定動機而對於特定行為人所為之偵查與追訴，使政府高級官員與一般公民的犯罪控告有了巨大反差，徒增國家資源與社會成本的耗費。其欠缺檢察體系的內控機制，又憑藉法官對於強制處分審核機制的徒具形式，最終可能出現濫權與恣意，使檢察權的操作變得更不可預測，負面的另一端也可能出現追訴犯罪的缺口，不得不慎。

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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